老家的热炕

于堂日
  那是儿时的冬天,那时的冬天没有诗意和浪漫,只有寒冷。常常,我们被冻得鼻尖通红、鼻涕老长,小手肿得像春天的水萝卜。但我们不怕,在刺骨的寒风里疯够之后,我们会迫不及待地冲上炕头,一边听着大人的责骂,一边吃着刚从锅底掏出来的烤红薯,还不忘相互做着鬼脸。半只红薯下肚,一股彻头彻脑的暖意烘遍了全身,一切的寒冷,皆被炕头挡在了屋外。
  老家的炕头,从年头到年尾都是热乎乎的。这些泥巴垒起的“大床”,虽说有些笨,笨得就像老家那些一年也说不了几句话的汉子,却有着异乎寻常的作用。冬天的夜晚,这样的炕头是要留给老人们睡的,因为时光不仅带走了他们的容颜,还偷去了他们的热量,家家把热乎的炕头让给了怕冷的老人,似乎成了一种习俗。
  冬天属于农闲时节,又是农人走亲戚串门子的绝好时机。挑一个阳光晴好的冬日,蒸上几个“面疙瘩”,条件好一些的,再买上几包饼干,爬几道岭,过几个坡,跋涉几里几十里,就来到了七姑八舅的亲戚家。贵客登门,照例是要请上炕头的,那里实落而温暖。寒暄过后,经过主人的一阵忙活,三五个小菜上桌,烫一壶热乎乎的烧酒,一个话题就能扯到日头偏西。
  寒冷挡不住的是爱的心。干完了农活,收拾完了地里的庄稼,大姑娘小伙子们的婚嫁大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。经过巧嘴媒人的来回奔波,双方在经过若干回合的“谈判”之后,终于敲定了婚期。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所谓谈判的要价并不高,无非是女方想打桩柜子要几个箱子叠几床被褥,不像现在,张口就要楼房轿车,这是那代人打死也不敢想的事。结婚那天,整个村子都沉浸在节日气氛中,大街是早已清扫过的,房子虽然旧了些,必定是新扎的天棚、新糊的报纸,一张红红的席子是刚从集市上买回的,下面铺上还带有谷香味的干草,用一张红纸贴在老式窗棂上,映得满屋子通红。新娘子在孩子们的叫喊声中,被人扶上炕头,一坐就是几个钟头。当然,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新郎的“洒喜糖”,为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,我们已经等了很久。当然,小娃娃也要诞生在这既稳当又温暖的炕头上。从我们这代人往前说,多数炕头都成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站点。
  我对炕头最多的记忆,还是那让人魂牵梦绕的“啦呱”。那时冬天天黑得特别早,太阳好像还没怎么起劲,就一头栽到山那边去了,夜色就漫了上来。一两碗甘甜的地瓜汤下肚,我们满足地打着饱嗝,甩掉鞋子,爬上炕头,殷勤地开始剥花生。花生在老家是统称“果子”的,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,后来自作聪明地想,是不是取自“花生果”之意呢?反正只要积极的剥花生,并且自己不能偷偷的吃掉(因为这是生产队留作明春的种子),准能听到好听的故事。等老父亲上炕后,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就成了冬日里的一道文化大餐,常常我们听得入了迷,不住声地嚷还要听还要听。后来,实在被我们缠得没法,父亲从当小学教师的姨父家借来一本《水浒传》,每个晚上给我们读几页。没成想,他的读书声竟渐渐引来了不少的听众,个个听上了隐,甚至天还没黑透就齐齐在我家炕上等待。我呢,这最初的读书兴趣就这么埋下了根,以至于到现在,已记不住今早把钥匙放在哪里的人,还能清晰地记住书中的某些情节,甚至连梁山好汉的的诨名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  如今睡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里,柔软的席梦思上再也找不到一丝儿时的土炕味道,竟隐隐有些遗憾。墙角的音响里传出了让人怀旧的歌声——睡在家乡热炕上/熟悉的顶棚遮房梁/老爸的酣声嘿儿嘿儿响/惊动了梁上老鼠/纸顶棚上如跑场……
(作者为兴业北方创信公司员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