酿 蜜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张守梅
      我娘,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,虽想歌颂,但确实堆砌不出崇高伟大之类的字眼。
      娘不识字,没什么文化,但人堆儿里却最扎眼,倒不因面容佼佼,娘不识字但明事理,许是从小喜欢听广播、听评书,娘的为人处事、言谈举止有别于一些粗俗的妇人。打我记事起,娘没用低俗的语言骂过我半句,最惹娘生气时,娘一句 :“你个熊孩子,再不听说晚上饭别吃了!”记忆中这是娘对我们惯用的“最过激”语言。但每每晚上饭,望着我们吃的欢,娘总是笑盈盈忙不迭劝慢点吃完再添。
      吃大锅饭的年代,谁家的生活都不富裕,家里看着四五个孩子,都说“半大小子,壳郎猪”,这一帮孩子,着实能吃。能吃上一顿白面条,对于那时的我们就是很大的满足了,我记得姐姐干完活儿回家帮娘擀面条,一顿饭都得擀三大擀面杖的面,做熟后满满一大瓦盆,这一帮孩子,饿狼一样,没等父母端起碗,每人两碗面条已经下肚,瓦盆也已见底儿,还不饱!需吃个地瓜面煎饼填补填补。
      煎饼,是我们那时主要的干粮之一,隔个十天半月,娘就会支上鏊子烙煎饼,一烙就是一两百张。用鏊子烧草烙煎饼,把草点燃了,左手往鏊子底下填草将鏊子烧热,右手迅速抄起团好的地瓜面糊子,快速地在鏊子上均匀地滚一圈儿,滚到中间收手,猛地抄起糊子,“吧唧”一下撂在盆里,赶紧用右手拿起煎饼篪子,快速在未熟的煎饼上均匀地刮一遍,左手继续添草,不时还得用一根小竹竿扒拉一下鏊子底下的草,以便让鏊子均匀受热,烙好的煎饼才会酥黄香脆。冬天还好,夏天烙煎饼时可真受罪,三十多度的高温,娘刚烙完几张,就已经汗流浃背,娘顾不得身上的汗往下流,只拽过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一下脸上的汗别糊住了眼睛,继续烙。
      娘那时四十八九岁的年纪,能干,脾气却也急躁,每次烙煎饼都会支使我们,每次叫我们越是着急越是叫不准,把我们姊妹几个的名字轮流喊一遍:“宁儿来,念儿来,花儿来……把什么什么给我拿过来!”
      “娘啊,您到底叫谁?说清楚啊!”
      娘就很急:“不管叫谁,把东西拿过来就是!”
      许多年后我才明白,那是娘勤劳能干与更年期阶段的自己较量下的“雷厉风行”,她无法控制自己烦躁的心情,在繁重的劳动和诸多的烦心事面前,娘硬挺着,我们都小,不懂她的心,理解不了她的苦楚,抱怨和笑她的不是,即便这样,娘也从不急眼蹦半个脏字。
      在农村,很多母亲骂孩子那是不打折扣张嘴就来,多么粗俗恶毒的语言我们姊妹几个都从别人娘那里听到过,光是“旁听”都心惊肉颤。而娘,就像是博爱勤劳的蜜蜂,默默的劳作,自己吃再多的苦,留给我们的永远也都是甜。
      娘没骂过我,更不曾打过。放学后我贪恋和伙伴们玩耍,忘记了娘在吃中午饭时的嘱咐:“放学后去后沟把羊牵上放饱了牵回家。”直到娘散了工,我还在大街上兴高采烈地跳方格,娘的脸上就有了怒色,两手背在身后,沉着脸朝我走过来,我一看,撒丫子就跑,娘的身后藏着秫秸杆儿呢!我知道娘不会真的打,她爱利用点道具提高一下对我们的威慑力,我也识时务,赶紧跑回家挎了篮子,到地里挖上满满一篮子菜挎回家,撇到猪栏里,看到猪仔们吃得欢天喜地,娘也早就不气了。
      直到自己有了孩子,直到孩子快长到了与我那时同样叛逆的年纪,我才体会到,管好、教育好一个孩子有多不易。孩子惹我生气我忍不住时,就会想:娘那时是怎样对我的呢?
      十几岁的我很早就辍学踏入社会,或多或少的存着一点怨怼之气,在家时,我经常把录音机打开,让流行的“迪士高”舞曲回荡在整个院子。娘不愿意听,一如现在的我怎样都看不懂也不喜欢孩子们玩的游戏,我却故意把声音开到最大!让我往东我偏向西,凡事儿不撞南墙不回头!叛逆的心啊,娘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入耳!娘与我讲道理,我不屑一顾,您大字不识,说的话我怎能信服!眼看与我说不通,娘便不再理睬我,顾自忙着自己手头的活儿,我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,瞬间没了嚣张,娘见我缓和下来,还会回过头来继续讲明道理微笑着化解我的戾气,她战无不胜所用的,不是拳头,而是她酿的蜜。
      做了娘四十多年的女儿,我不知不觉也做了二十年的娘,我们这一代人,上一代人,吃得苦受的罪,不尽言说。但吃过的苦回味起来都有回甘,我的少年时期被坚韧的娘保护的很好,仿若浸在蜜罐里,如今才发觉,潜移默化的,娘也教会了我酿蜜。
(作者为天泰建筑公司员工)